周信芳与裘丽琳，裘丽琳之父裘仰山同时拥有谦和茶庄与致和钱庄两家产业。
一
周信芳与裘丽琳的恋爱过程，以前了解的人极少。事件在当时并不轰动。目前海量的报刊数据库，找不到它的任何痕迹。这至少说明，这件绯闻并不像后来传说的那样，“足有近十家小报用各种显目的标题在主要版面上‘报道’了这条新闻”（树棻《生死恋歌：周信芳与裘丽琳》，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33页）。而裘丽琳和裘剑飞在各大报刊登启事之说，恐怕也是想当然——现在《申报》《新闻报》《时报》等多种大报相关年份的数据是全的，也查不到这两份“启事”。推情度理，双方应该都不会这么做。裘丽琳要主张人身权利，裘家要与妹妹断绝关系，委托律师寄封律师函即可。何必自揭隐私，昭告天下？
此事成为家喻户晓的“浪漫故事”，实始于周信芳之女周易口述、孙树棻撰写的《伴飞：周信芳与裘丽琳》一书。周易在书中说：当时“几乎所有那些纪念我们父亲的文章中……极少提及过她（裘丽琳）在共同生活的四十年中对父亲的生活和艺术所给予的影响。”（《伴飞：周信芳与裘丽琳》，鹭江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7-8页）该书的出版确实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。这部回忆录性质的著作，后来略经修改，由树棻独自署名，改名《生死结》（百家出版社，1993）。以后又用《麒麟童生死情缘》（南海出版公司，2000）、《生死恋歌》（文汇出版社，2003）等书名出过多个版本（以下主要引用《生死恋歌》），并为电视剧、电视节目、报刊文章以及学术论文、传记等等，广为传播、引用。
回忆录的不同版本。图片来源：孔夫子旧书网。
回忆录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。周易出生于1932年。她的叙述，来自少年时听母亲的讲述。而她的母亲裘丽琳与周信芳相爱、同居之初，周信芳还有两房太太。很难想象，裘丽琳会对幼女和盘托出。该书初版于1986年。当时的人们对于民国时代复杂的婚姻关系，还难以完全接受；当时的舆论尺度把控，应该也限制了写作接近真相。
所以，一部四十年前的回忆录，有一定的局限性，似不必苛责。
不过，本人或亲属的口述材料会有一定的情感偏向虽属常情，这种偏向如果止于选择性地讲自己愿意公布的事实，可能离真相还不太远；这本回忆录，却在若干关键处悄然改写了历史。这些改写影响到周、裘爱情婚姻的真相事小，改变了周信芳演艺活动的真实性则事大。
二
从1926年，裘丽琳离家“私奔”，到1935年，周信芳通过法律途径，与前两位太太离异，与裘丽琳正式结婚，回忆录对这一阶段的叙述明显失实。
回忆录提到，裘丽琳是观看《汉刘邦统一六国灭秦楚》，见到周信芳演的张良，一见倾心。如果是首演的话，那是在1925年11月27日。又记述两人在张园的“冬赈游园义卖会”上相识。据周信芳1930年日记记载，两人初次约会是在“四川路海宁路的新中央影戏院（当时叫维多利亚影戏院）”，日记中有“此四年之变”语，初次约会当是在1926年。也就是说，周信芳并不是“同自己的前妻刘氏办妥了离异手续”一年后（《生死恋歌》，第31页），再开始与裘约会的。裘家之所以强烈反对他们的恋爱，主要还不是现在媒体津津乐道的所谓“豪门”与“戏子”的问题，而是周信芳当时是有妇之夫，且有两房太太。
1912年，周信芳与名旦九仙旦（刘祥云）之女刘凤娇结婚。婚后育有一子二女。1915年起，周信芳隶“丹桂第一台”剧院。在第一台期间，又与一位张姓女子同居。张氏应生于1887年。她与周协议离异后，1936年8月因赡养费纠纷起诉周信芳，报道称其“年五十”（《名伶麒麟童离妇控违约》，杭州《东南日报》1936年8月14日第6版），据此推算，她比周信芳大八岁。
张氏具体何时与周结识，目前不清楚。周信芳1930年日记中有“十数年情深”之语。另外，毕倚虹的小说《人间地狱》中也写到张、周同居之事，该小说写的是民国七八年间的真人真事。小说中几次写到，张氏要去第一台看戏。
毕倚虹的小说《人间地狱》。
毕倚虹写张氏有一女儿，当是实录。因此女与整部小说内容没有任何关系，一笔带过后，再未提及，没有虚构的必要。此女极可能就是周信芳日记中提到的“福官”，日记中称张氏为“福娘”。“福”字的来历应该与住处有关。
张氏一开始住福昌里。福昌里位于上海老城小东门内，辛亥革命后，曾经是沪军都督府，后改建为石库门住宅区。她的这处住宅，也就是毕倚虹小说中提起的“小房子”。周信芳与她就是从这里开始同居的。1928年或之后，搬到了同福里。由于她的住所前后都有一“福”字，日记大多以“福”字代称。如，1924年，周赴津之夜记：“六时和嘉祥分手，温泉沐浴，又至福别，回到家拜父别妻。”7月在大连写家书：“本日上海大、福家信各一函。”“大”即大庆里，此时原配刘氏与公婆同住于此。
诉讼报道追述：张氏“廿年前，和麒麟童相遇，一见倾心……当时就在无条件下，实行同居。”（《麒麟童控案和解》，南京《朝报》1936年8月19日第8版）这与小说中的描写也是契合的。魏绍昌在《人间地狱》的“出版说明”中明言，《人间地狱》“写的都是毕倚虹和他的同伙文友们的风流韵事”。毕倚虹生前曾对包天笑说过，两人志趣相投，过从甚密，所以毕写的故事包也都亲身经历过，如果写不完可由包补足。不料，一语成谶，毕写到第60回去世，果由包天笑续写完毕。毕倚虹对她没有好感，把她写得绵里藏针，十分厉害。写张和周的故事，毕的笔下更是一派鄙夷、嘲讽的口吻。因一般俗见，当时的这种风流韵事，哪里需要这么“煞有介事”！譬如：张氏大热天让厨师炖牛肉汤，然后一连用五六张干净的白纸，亲自把浮在上面的油吸掉，“将那碗牛肉汤凑到电灯底下横看竖看，见果然没有一点浮油了”，才带回“小房子”，等周信芳散戏回来喝。至于她一定要手下人在家里管周信芳叫“老爷”，更在书中被尽情嘲弄。然而，这些在旁人看来“痴情”可笑的举动，正好说明，张与周一开始就不是一般人以为的“露水姻缘”，与此后长期的感情走向是吻合的。
周、裘相爱时，周、张保持同居关系已近10年。
左为周母许氏，右为周信芳原配刘凤娇。
三
裘丽琳从家中出逃“私奔”，回忆录显示是周信芳在“更新舞台”演出期间。周在“更新”的时间很短。在1926年2月春节之后，5月即改隶“大新舞台”。书中关于周、裘结婚的时间及裘丽琳掌管家庭经济，对周信芳艺事活动产生影响的叙述，时空错乱，把这些事提前了近十年。为了填补掉这十年里的真人真事，又拼凑了一些并不存在的故事，改变了周信芳艺事活动的重要轨迹。
周信芳和裘丽琳于1935年10月1日才在新亚酒楼举办婚礼。这一点，新的《周信芳年谱》已经更正。实际上，从这时候开始，裘丽琳才可能“处理好这个家庭的收支”。
回忆录说：“结婚之后，我的双亲另赁房屋成立起了小家庭。……弄堂的名称叫永吉里”（《生死恋歌》，第56页）。永吉里应该是两人正式开始同居的住所。
起码在1928年初，周信芳还没有与裘丽琳正式同居。日记里没有裘的影子，也没有永吉里的记录。周每天都住福昌里，常带着福娘、福官，还有福娘的姐姐珍书等一家子在巴黎饭店吃饭、看戏、跳舞。周、裘正式同居，推测在同年8月前后。因为裘丽琳怀孕了，这是跟福娘谈判的重要筹码。周与福娘没有生育。
此时，周的原配刘氏已回汉口娘家。福娘纵有万般不满，终究还是选择了妥协，约定周信芳必须每月两家各住15天，每月保证“津贴400元”。
此后四年多，周信芳在上海形成了一个基本生活轨迹：一天住同福里，一天住永吉里，这是福娘提出的先决条件，而且以后也经常因为“正月、半月”的缘故吵架。不管住在哪里，每天外出公干前，先去大庆里父母家，晚上散戏或应酬结束，也先到大庆里。谈公事都是去大庆里找他。两位太太家里不接待公事，也没有戏院的人去太太家找他的。只有鼓师黄成美，每天散戏都陪着他回家，一路上跟他聊打听到的戏班琐事。这个时候，根本不存在裘丽琳从婆婆手中“接管家庭财政”“同戏院老板交涉”的事实和可能。至于带了“一支四寸的小手枪”，天天“保护”周信芳上戏院，更是子虚乌有。
首先，在周信芳与前两位太太办妥离婚手续之前，裘丽琳自己的身份是半秘密、半公开状态。
1930年11月2日晚上，两人在大华饭店，被人认出。周信芳日记记载：“有识余二人者，皆窃视之，各面色不同，有羡者，有妒者，窃笑和不耻者，以我二人未结婚故也。余听之，丽琳以爱字亦置之。”还“未结婚”，裘丽琳以什么身份，什么立场出来“夺权”管事？回忆录是把八九年以后，裘丽琳婚后的“影响”，在1926年提前实现了。
这个时期，裘丽琳几乎是不上戏院的。日记从无她陪着上戏院的记载。
其次，周信芳也不存在什么“生命危险”。周信芳在天蟾舞台从1927年一直演到1932年1月。回忆录说成在天蟾只“唱了一年半戏”（《生死恋歌》，第78页），那岂不是1928年中就离开天蟾了？很明显，如果据实书写，有帮会背景的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（顾四）“威胁”“强留”周信芳的故事就编不下去了。一个人怎么可能天天在“死亡恐惧”中坚持四年？
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。
事实上，周信芳与顾竹轩的合作基本是正常的。《周信芳与顾竹轩的“恩怨”》一文已证实，顾竹轩并未克扣包银，也不存在“强留”之事（《新民晚报》2025年5月10日第11版）。真有这样的事，日记不可能不记。从日记看，周信芳对顾四也没有“恐惧”的意思。该提要求提要求，该讨价还价，讨价还价。比如，上海的戏院老板都会要求演员“帮忙”。所谓“帮忙”就是合约之外白唱，类似于现在的“无薪加班”。外边约来的名角一月期满，总要“帮忙”几天。对顾四的“帮忙”要求，周信芳的“还价”都干脆利落：
前年五月顾四欲帮十日允许五日，六月[欲]半月允许五日……（1930年10月24日日记）
可见，顾四并没有回忆录说的那么可怕。由于顾竹轩作为天蟾舞台老板并不跟演员直接谈公事，周信芳倒是经常抱怨顾竹轩手下的管事徐培根、谢月奎、朱瘦竹，“彼等见顾四如山兔面见阎王，战战兢兢、奴颜婢膝”，不敢把他的要求、原话如实转达。回忆录明显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，仅凭“标签化”的概念编造故事。
回忆录说，顾竹轩从1927年第4个月起就克扣包银，周信芳在台上“泡汤”对付。实际上，周信芳在天蟾期间，先后编演了大量新戏：《龙凤帕》（1-2本·1927）、《华丽缘》（1-12本·1927）、《苏秦张仪六国封相》（前后部·1928）、《香莲帕》（1-4本·1928）、《龙凤帕》（3-8本·1928）、《封神榜》（1-16本·1928-1931）、《满清三百年》（头二本·1931）。如果真是包银只拿三分之一，每月“800多元收入”（《生死恋歌》，第57页），怎么肯四年如一日，如此卖力？
即使需要扣还“印子钱”，周信芳每月也绝不可能只有“800多元收入”。此时他的家庭负担，并非如回忆录所言是“分成了两个门头”（前引书，第63页）。周信芳起码供养着4个门头：父母、原配及子女、福娘一家（母女、姐姐等）以及裘丽琳（1929年生一女）。福娘的生活费见诸日记，每月400元（实际不止）；父母的生活费，按回忆录说，裘丽琳接手后，规定也是400元，那此时肯定大于这个数。如此，原配与裘丽琳岂非要喝西北风？
回忆录关于周信芳“挣脱”顾四的说法显然不成立。至于说临走时结账，顾竹轩还敲一笔竹杠，说周信芳“共欠柜上一万零五百四十二块五毛”，让周信芳写下欠条（前引书，第78页），更是毫无根据。
1930年，老天蟾舞台拆建，双方重订合同，周信芳提出包银涨至3700元。顾四答复：“周老板我当优待，所有欠款两抵以做津贴，增价暂缓。”（周信芳日记1930年10月27日）不久，抵账收据及预付包银送到大庆里：
十二时，（徐）培根至大庆里，付三千元并收据，上写“前账欠款划抵清讫”。我批“初一日起之。收据上是以前账目经徐培根手划抵两清讫。此款三千元以废历十一月初一日为始。中保人：徐培根。签字。”（1930年11月7日，农历九月十七日记）
也就是说，欠天蟾柜上的账，在1930年11月已全部抵清了，而且有字据，有中保，做得清清楚楚。至于其他欠账，周信芳此时也已着手清理，限制她母亲借债：“我呈以后还账并月清之事，母云‘随便’，意甚怒。”（周信芳日记1930年11月7日）
周信芳离开天蟾舞台是因为“一·二八”战争爆发，顾竹轩主动停止了天蟾的演出，剧场做了难民收容所。“挣脱桎梏”说，纯属虚构。
天蟾舞台。
四
在天蟾时期，周信芳真正的烦恼来自家庭。母亲经常举债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则来自两位“太太”。他多次在日记中叹“苦经”：
谁能安慰我？我有谁心痛？我是一只牛，田到几时耕完！人都压迫我，我更为谁而生？谁是我的亲人、爱人？爱情，什么叫爱情？分明是刽子手的快刀使我受刑。可怜我啊！恨她们残忍！（1930年10月1日）
她们是谁？一个当然是他母亲：“债台高筑，何以为生？积欠累累，遗[贻]误前程，受制于人者，‘孝’字使我如此。”一个是福娘：“争吵之事，屡屡不休……虽云十数年情深，常使[人]忍无再忍，予太可怜！”另一个则是裘丽琳：“彼孩子气使我心碎，使我更苦闷。”疲劳、紧张、焦虑，“急得喉痛嗓哑”。（日记1930年10月1日）周信芳1930年在蓓开公司灌有多种唱片，原来只听见他的嗓哑，读了日记更听到他的苦恼。
周信芳的沙哑嗓子尽人皆知，不少人还把“沙哑”认作麒派的“特色”。不过，周信芳的嗓音并不是一直都如1930年那般低喑嘶哑。
童伶时代周有一副好嗓子。他从小文武兼擅，唱工戏以汪派为主，《朱砂痣》《天水关》《取成都》《奇冤报》《捉放曹》以及伍子胥的戏从《文昭关》到《鱼肠剑》都唱，刘派戏《斩黄袍》等也常演。“倒仓”以后，嗓音起了变化。一开始，是“沙”而不哑。1912年，隶新新舞台时，报道说他唱《镇潭州》“嗓子虽沙，尚觉苍劲。”（玄郎《戏评》，《申报》1912年11月13日10版）这时候，他除了大演以念做、武工为主的戏之外，还能唱《桑园寄子》等纯唱工戏，常演的《阴阳河》《忠孝全》等剧也有大段唱工。特别是谭鑫培莅沪期间，周信芳还在中场，跟北京来的前辈青衣孙怡云合唱《桑园会》。与老派青衣唱“对儿戏”，嗓音不够相当的调门是办不下来的。
周信芳饰张良。
周信芳嗓音变成“沙哑”，见诸记载的是在丹桂第一台期间。1918年出版的《鞠部丛刊》，介绍“麒麟童”时称其“竭力发声，仅及调底，天不与以唱戏本钱”，此时调门低到“难上弦”，遂独出心裁，改用笛子或四胡伴奏（燕山小隐《近世伶工事略·麒麟童》）。这时，正是周信芳开始与福娘同居的时期。
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周信芳的事业发展不太顺利。无论是在上海，还是在北方，奔波辛苦、挫折受欺，接连不断（此容另文详述），嗓音也一直不见好转。所以，1925年回沪以后，主要上演自己编演的新戏，老戏只演念白、做工为主的剧目，如《审头刺汤》《投军别窑》《打严嵩》《群英会》之类，唱不了唱工戏。相对而言，进入天蟾恰恰是他事业比较顺利的开始。一是包银大幅提高，二是有四年的时间，不再需要四处奔波。在此期间，通过欧阳予倩的介绍，他结识了田汉，共同搞起了“新国剧运动”；又逐步掌控上海伶界联合会，组织创办了《梨园公报》。说这四年，是周信芳艺术事业的“上升期”，恐怕并不过分。
但是，家里两位太太，作天作地，搞得他心神不宁，疲于应付：
欲寐，福娘争十四日不归，并追问正月半月问题寻衅，耽误一句，大起口角。（1930年10月5日）
丽琳因未看《法宫艳史》，或疑我未赴更新，哭至八点方眠。苦恼极矣！夜间泻三次，连日觉得疲倦无力矣！（10月15日）
亟往同福里，询来迟，我答。彼（福娘）仍哓哓不休。劝彼无争，现在时运不佳，□正居停，设法谋生，胡暇及此。她反大闹不休，无礼歪缠，至九时，臧伯庸来方止。（10月16日）
五时半至永吉里。她（裘丽琳）又瞎疑，两心不快。（10月19日）
六点丽琳和虞珊方来。听说我看《故都春梦》不曾和她先去，她又恼了。舞也未曾[跳]，空候至七时，出礼查，不见她……（11月8日）
更多的细节，不宜多引。而周母在这一阶段，忽然大幅借债，推情度理也与裘丽琳有关。原配老实本分，不用说了；周与福娘同居十余年，也不涉及周家家政财产。周信芳赚的钱一直由母亲掌握。周在北京投资失败，也是打电报给周母，要求汇款。后来的诉讼报道中说，周信芳1923-1924年在北方，一直无法给足福娘生活费，每月只给150元，不足部分是福娘自己贴补。到1930年，累计已达2万元。日记中亦有记载。这笔钱一直拖到1935年，与福娘办理离异手续时，仍未给还。所以，对福娘，周母没有危机感。但是，有了裘丽琳则不同了。裘虽是有钱人家小姐，但此时她与家里脱离了关系，没有经济来源，而花钱却是大小姐的手面，且毫无计划：
忽忆赵家之四百元会钱，询问结果。丽琳说已付节账，后又说戏之耳。究竟实话诓话，语不得知。我劝她记账，她又使性儿。她口口声声爱我，然不知节俭，常有孩子气，使我失望，可怜啊！帮助无人，苦恼一世。（10月14日）
周母本身挥霍是一方面，但此时大幅向天蟾舞台举债，实际是透支周信芳的薪水，主要目的恐怕是防止周信芳的钱流入裘这一房。
三个女人围绕周信芳在金钱、感情上斗智斗勇，周的苦恼焦虑时时在日记里流露。他这时候的嗓音如此之哑，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。作为反证，周信芳的嗓音好转恰恰是在1935年与原配、福娘离异之后。
1932年，周信芳带着裘丽琳离开上海，福、裘之间的日常冲突自然消失，周信芳的精神压力明显减轻。1935年回沪以后，周信芳嗓音虽还不完全稳定，但明显好转。先在黄金大戏院与金少山合唱《法门寺》，到卡尔登时期更大唱《四郎探母》《珠帘寨》《桑园寄子》等以唱工为主的戏。1936年，周信芳拍摄了影片《斩经堂》，又分别在高亭、蓓开两家公司灌制唱片。电影录音时，嗓子虽然已没有1930年时的哑音，但是，一些该高走的地方，如“且把”的“把”字，“吴子颜”的“颜”字，“含悲泪”的“悲”字，“我且把”等都改成低走，“经堂叩”的“经”字干脆跳过，扔给笛子。但是，高亭唱片录的《斩经堂》却非常好，所有这些地方都上去了。此后，1947年的“杜寿义演”录音以及五十年代以后的演出、录音嗓子越来越好，足见生活稳定，情绪安宁对演员嗓音的影响之关键。
扎多依
责编 刘小磊